【导读】近年来，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中国企业的亮眼表现不禁让西方世界疑惑，中国科创爆发式崛起的底气究竟来源于哪里？本文则从中国长达40年的人才储备方面，深入分析了从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一招，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本文指出，中国凭借“竞赛班”（中国每年选拔约10万青少年，专注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制度选拔出的超级高中生们，如今已撑起中国科技创新的半壁江山，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一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国储备了“金字塔”式的人才梯队。这意味着，中国既有领军型人才，也拥有规模庞大、基数惊人的人才团队(中国每年约有500万名STEM毕业生，而美国约有50万)。这往往是中国科技跨越对西方的一味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基石。
作者一开篇就指出，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开发者，几乎都出身于“竞赛班”，包括字节跳动、拼多多、淘宝、寒武纪、DeepSeek、阿里通义千问、小马智行、第四范式等。即便是Anthropic、OpenAl、谷歌DeepMind等世界性科技企业，也不乏中国“竞赛生”的身影。
这并非是巧合，而是中国为与世界大国同台竞技深耕人才培养的长期效应。1985年，两名中国学生首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时，只获得一块铜牌。在2025年，中国共派出23人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其中22人获金牌。当下，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超越数学和物理，成为中国高中校园里最受欢迎的竞赛项目。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将从他们当中诞生。
耐人寻味的是，本文的作者即是出身于中国“竞赛班”的一员，她既反思了竞赛生们在高强度训练中的得与失，也通过拉长时间跨度，更为辩证地分析了中国40年来人才培养的因与果。
中国的“天才班”(竞赛班)计划
大约三年前，北京一家制药公司的经理唐女士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陌生的座机号打来电话，让她15岁的儿子去参加市内一所精英高中的“天才班”(竞赛班)入学资格考试。
那是2022年11月，正值新冠疫情时期，学校大多关闭，任何形式的面对面接触都被禁止。即便如此，考试的形式听起来仍然很奇特：一辆搬家货车将载着这个男孩穿梭在北京的街道上，时长持续一个小时，期间他则要解答大学水平的数学题。
有些家长可能会对这个电话的提议犹豫不决，但唐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在任何其他国家，你都会立刻怀疑这是绑架案的阴谋或是纯粹的疯言疯语，”她一边说着，一边透过星巴克咖啡的热气冲我笑着。“但我却喜极而泣，立刻就把孩子送去了。因为我明白这其中的意义：这是他获取中国最佳教育资源的黄金门票。”
唐女士的儿子便是中国的天才少年之一。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孩子被选入全国顶尖高中的精英班级。这些天才班，也被称为“实验班”或“竞赛班”，旨在培养天赋异禀的学生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等国际竞赛。近30年前，唐女士本人也是“天才班”(竞赛班)的受益者，在此之前，她在中国西南部的成都学习生活。这份天赋帮助她走到北京，进入著名的北京大学深造，并最终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
近几十年来，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出身于“天才班”(竞赛班)的人物。就中国如今挑战美国科技霸主地位的表现而言，竞赛班毕业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领域，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令人瞩目的是，“天才班”(竞赛班)的毕业生包括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以及其强大内容推荐算法背后的核心开发者。中国两大电商平台淘宝和拼多多的两位掌门人也出自“天才班”，创办外卖“超级应用”美团的亿万富翁王兴亦是如此。芯片制造商寒武纪的两位创始人兄弟——如今寒武纪已成为英伟达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出自“天才班”。此外，DeepSeek和阿里巴巴旗下Qwen的大语言模型核心工程师，以及腾讯去年底从OpenAI挖来的备受瞩目的新任首席科学家，也都出自天才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中，我们能发现中国的精英培养体系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中国的精英培养体系规模远超国际同行。其次，该体系由国家主导。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每年约有500万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毕业生，而美国每年约有50万名STEM专业的毕业生。
这些毕业生中有数万人是“天才班”(竞赛班)学生，他们在16至18岁的年纪脱离普通课堂，接受高强度的强化性训练。当其他人为独木桥一般的中国高考而苦读时，这些“天才班”(竞赛班)学生却有机会凭借在国际顶尖竞赛中的出色表现，在高中毕业前就被录取进入顶尖大学深造。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学生还会继续在中国顶尖大学的高级人才培养计划中得到更专业的训练，例如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就有针对精英学生的计算机培训项目。
去年，英伟达的CEO黄仁勋称，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为“世界一流”时，他很可能指的是那些“天才班”(竞赛班)的毕业生们。的确，他们正是中国科技巨头的创造者，例如DeepSeek、华为，以及其他国际性人工智能公司。黄仁勋去年五月表示：“当你走进Anthropic、OpenAl或谷歌DeepMind的办公室，会看到一大批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他们都来自中国……他们非常出色，所以看到他们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我并不惊讶。”
一年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以远低于国际竞争对手的价格，推出了高性能的大型语言模型R1，震惊了全世界。当时，许多西方观察家不禁质疑，一支规模不大的中国研究团队如何能够挑战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地位。现在来看，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拥有杰出的人才储备。
2024年，21岁的王子涵（Wang Zihan）开始在DeepSeek实习，当时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加入的团队很快就会撼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统治地位。
当时硅谷乃至华盛顿的主流观点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有效阻碍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步伐，导致中国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落后美国一到两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只不过是在抄袭OpenAI和Meta发布的模型。
王参与了DeepSeek V2模型的研发，这是R1模型的前身。几个月后，R1模型的问世，如同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一般，将DeepSeek推上了全世界新闻的头条。DeepSeek击败了许多美国竞争对手，用远少于国际同行的先进芯片，打造出了世界一流的推理模型。相较之下，OpenAI的模型仍然封闭，而DeepSeek则公开了整个开发过程，R1模型也开放供所有人下载。
与许多成熟的中国科创公司不同，DeepSeek的团队几乎完全由中国本土人才构成。行事低调的创始人梁文峰尤其为自己的本土人才储备感到自豪。“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顶尖人才，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他在2024年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说道。
在DeepSeek工作对王来说充满激情。“没有KPI，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人在你背后指手画脚，而且有无限的资源让你去尝试新的想法，”他在视频通话中告诉我。他所在的团队有100多人，几乎所有人都出身于中国各地的精英班级。“我的学历背景算是最不起眼的了。我很幸运，时机把握得很好。”他的队友大多来自中国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创始人梁文峰的母校浙江大学。几乎每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国际竞赛选手，并且至少在一项大型国际竞赛中获得过奖牌。
王则考入了武汉顶尖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天才班”。武汉是中国中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堪称全国之最。“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非常艰苦，但压力和残酷的竞争能让人学得更好，”他说，“在那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挑战是我克服不了的。”
与许多人不同，王喜欢历史，并代表所属高中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模拟联合国辩论赛，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技竞赛上。他认为，自己对人文领域的兴趣或许对他后来的AI工作有所帮助。DeepSeek之所以能在风水等领域（风水常用于中国的占卜）表现出色，秘诀之一在于它聘请了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来训练模型，以获取那些难以通过公开数据所获取的知识，这些知识大多与人文领域相关。尽管DeepSeek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有人猜测，这或许正是其模型的表现远超竞争对手的原因。
王去年离开DeepSeek，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我，他想看看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他目前还不确定毕业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他认识一些中国博士生，他们的美国签证申请都被拒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他们约占美国理科博士生的一半——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正在考虑回国。如果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压力实在太大了。”他说。
“顺便一提，中国发展得非常好”。
中国自上而下重视科学教育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几年。在50年代，中国就致力于在军事实力和重工业方面与西方超级大国相匹敌。随后的几十年里，“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在中国深入人心。
对于传统上将人文置于技术或科学训练之上的社会而言，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教育局的墙上都贴着一句直白的标语：“大力培养人才”。随着为期九年的义务教育计划的推行，民众的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在全国少数几所顶尖学校中，“天才班”(竞赛班)的设计应运而生，旨在培养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才，帮助他们与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手同台竞技。
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是一系列面向高中生的年度赛事，每年每个科目的比赛都由不同的国家组织筹办。对参赛国家而言，通过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挑选最优秀的学生代表队参赛，将大大提高赢得金牌的几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于1959年首次设立，之后又陆续增加了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生物等其他领域的竞赛。
1985年，两名中国学生首次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们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是一个里程碑，证明中国学生有能力与当时占据领奖台的俄罗斯和美国学生一较高下。次年，中国派出了由六名学生组成的完整代表队。学生们前往华沙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他们载誉而归，带回了三枚铜牌，这一成绩为他们赢得了全国的赞誉。一些顶尖高中也因此受到鼓舞，并拨出专项资金支持学生参加比赛。
当时中国的资源极其匮乏，因此政府利用这些资源，专门为天赋异禀的运动员开设课程，旨在培养他们参加奥运会，为中国赢得奖牌。类似的策略即被用于寻找和训练顶尖运动员。
这些竞赛课程迅速成为数千所学校的标配，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开始包揽大部分金牌，远远领先于其他对手。2025年，中国国家队共派出23名选手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其中22人荣获金牌、1人荣获银牌。
自2000年代起，大学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使其在招生时不再完全依赖高考成绩。相应的，全国性竞赛在高中二年级结束时举行。在全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中国顶尖的985高校。
这极大地激励了学生们对入选“天才班”(竞赛班)的兴趣。在中国，高中生的传统升学途径是三年的高考。
高考的必修科目包括语文、英语和数学，以及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中选修的三门科目。所有六门科目的考试都在高三结束时进行。而“天才班”(竞赛班)学生则专注于他们的竞赛科目。例如，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不仅需要提前完成三年的高中物理课程，还需要至少完成一半的大学物理课程，才能具备参加全国性考试的竞争力。
随着“天才班”(竞赛班)学生人数的增加，家长们开始抱怨，他们不可能全部考上大学——每年只有大约3%的人能考上。其余的人则需要重启高考的升学途径，但他们只剩下一年的高中时间来准备这场艰巨的考试。针对这些意见，许多学校调整了课程设置，以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如增加英语和语文的学习时间。2025年底，中国教育部收紧了招生政策，只允许全国竞赛获奖者中排名前10%的学生直接进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当下，新的关注点已在高中校园中涌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超越数学和物理，成为最受欢迎的竞赛项目。而人工智能的崛起更是加速了这一转变。早在2017年，中国就将人工智能发展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并将人才培养列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2017年，中国就在高中和大学开设了35个以“人工智能”为关键词的特色课程。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是中国最杰出的高校计算机天才培养项目之一，在中国也被称为“姚班”。姚班的缔造者姚期智，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2000年，基于对计算理论包括伪随机数生成、密码学与通信复杂度的突出贡献，54岁的姚期智站上全球计算机领域的巅峰，荣获有“计算机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成为首位且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鉴于此，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已稳固无比。然而，2004年，他却放弃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转而回到清华大学创办了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这一举动被视为中美科技竞争格局转变的象征。姚期智目标很简单：在中国建立一个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比肩的人才培养中心。不到十年后，即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目标已经实现……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学生实际上比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更优秀。”
“姚班”首批入选的学生之一是楼天城，他是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服务应用小马智行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该公司去年上市后估值达69 亿美元。楼天城即是“天才班”(竞赛班)的冠军，高中时曾获得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凭借这个奖项，他可以随意选择所有顶尖大学和专业。去年九月，他告诉我，这并非一个艰难的选择：“我毫不犹豫，因为有姚教授……我想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并与最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姚班”每年招收约30名学生，他们都是高考和竞赛中的佼佼者。例如，据学校报告显示，2019届的27名学生中，有24名获得金牌，3名获得所在省份的高考第一名。
楼天城在清华大学如鱼得水，持续参加世界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竞赛。他连续两届赢得谷歌编程挑战赛冠军，并斩获其他多项大奖，是中国顶尖的程序员。如今40岁的他，尽管身兼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公司之一的管理者，工作繁忙，仍然每年坚持参加编程竞赛。“这就像每年一次的保养，让我的技能保持熟练。”他说道。
楼天城认为“天才班”(竞赛班)制度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帮助他们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甚至连老师都无法解决，而不是依赖高考要求的死记硬背。他说，他从中学到的东西也促成了小马智行在2020年进行最具战略意义的改革。当时，他的公司发展陷入停滞，他意识到需要转变原有的人类教学模式：由人类为机器人出租车设定目标，然后让它们自主学习。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意味着要花费数年时间构建一个自动驾驶模型，供计算机自主学习。但楼天城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甚至可能预示着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道路——AGI是一种高度自主的系统，能够在各种任务中超越人类。“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信，这是实现自动驾驶终极智能的正确途径，”楼天城告诉我。“我不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会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出现，比如像大语言模型那样的通用智能。但是，在各个领域，如果训练得当，人工智能将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水平。自动驾驶应该是最先达到这一目标的领域之一。它可能在五年内实现。”
与此同时，楼天城正在将这种引导式自主学习理论运用到他对女儿的教育中。他的女儿目前还在上小学，“我们为她设定目标，教她一些基本功。剩下的，她可以自由探索。”
当然，多年来在接受过精英课程刻苦训练的数百万学生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败者和例外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
青少年时期，我数学成绩优异，被分入杭州这所东部城市最好的高中之一的“天才班”(竞赛班)。尽管我对阅读和写作小说很感兴趣，但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实在太高，我难以抗拒投身于数学竞赛。我记得一位区教育局的官员恳切地对我说：“你有机会赢得一枚奖牌。你的数学天赋如此突出，却想把它浪费在虚构人物的写作上？”他受校长邀请来劝说我和另一个固执的学生加入“天才班”(竞赛班)。当然，我们被劝服了。
我高一那年过得很痛苦。我们有英语和语文老师，他们定期上课。 “天才班”(竞赛班)配备了专门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老师。每个学生都必须选择数学和至少另一门科目作为主修科目，然后参加专门用于竞赛训练的额外课程。我选择了化学，因为它看起来最不枯燥，随后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强化训练。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完成三年的高中课程以及大约一半的大学水平的化学和数学课程，然后在第二年结束时参加全国竞赛。
为了腾出时间完成如此繁重的课业，我们班干脆放弃了历史、地理和政治。学校还就体育课是否保留展开了辩论。最终，学校决定保留体育课，理由是学生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承受如此高强度的学习。我则偷偷地在课余时间阅读小说，把小说撕成一百页的小册子，藏在厚厚的课本里。结果，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理想，大家都认为我没戏，拿不到奖，也没法为学校争光。
有一天，在听一位获奖校友的演讲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的成绩足够优秀，能够直接升入大学，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享受高三的时光，不用再上学、做作业或参加模拟考试。但如果我没能考上，那么高三的备考之路将会比高一更加艰难。
受到新的激励后，我开始认真学习化学，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这种方式很有趣。沉浸式学习的环境能营造出一种心流状态，隔绝了外界的干扰。成功克服心魔的感觉弥足珍贵。我的同学们也很有启发性，这激发了我学习的欲望。更棒的是，我和班上其他八名同学一起获奖，获得了直接升入大学的资格。我的最终成绩只比录取分数线高出一分。我侥幸躲过了残酷的高考。
接下来的一年确实相对自由。当其他人日夜苦读时，那些已经考上大学的学生被学校安排去干打扫楼梯等零活。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偷偷溜出去，骑车一小时去最好的面馆，去看电影，试图弥补埋头苦读的两年。
到了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的化学系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之间纠结，这两个专业都是中国顶尖的，但方向却截然不同。之后在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选拔考试中，我的分数是23分（满分100分），所有入选的队员都得了满分。我感到很绝望。最终，我成了班上唯一一个选择非理科专业的学生。现在，我们班50名同学中，大约三分之一现在在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其他同学的发展也都不错，分散在金融、医疗和学术界。
中国的这项“天才班”(竞赛班)计划在国家层面无疑取得了成功。然而，就个人而言，这项计划对于过去几十年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论自愿与否——是否真的物有所值，我还存疑。毕竟，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学习，我现在几乎都记不住元素周期表了。不过，真正留存下来的，是质疑的好奇心、推理的严谨以及面对未知的勇气。
43岁的戴文渊，一位“天才班”(竞赛班)毕业生，也是20年前的全球编程大赛冠军，告诉我，他认为人才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关键优势。“中国已经注册了超过1000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哪里还能找到足够多的工程师团队来构建如此大规模的模型呢？”他说道。
2014年，戴文渊创立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第四范式（Fourth Paradigm），并因此成为亿万富翁。与此同时，他仍然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编程竞赛团队的教练。“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从20年前人工智能的人才匮乏到如今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历程，”他说道，“我们一些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现在都出自应届毕业生之手。未来改变世界的真正天才很可能就藏在他们之中。”
《金融时报》（FT）驻亚洲科技记者：耳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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